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消防員正在世貿中心雙子塔的廢墟中搜尋幸存者 圖/視覺中國

她無法遺忘過去的痛苦，“人們對你說的關于悲傷的最大謊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變得更好，你會痊愈。事實并非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只是學會了如何更好地處理痛苦和悲傷。”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聶陽欣

實習記者 趙焓璐

編輯 / 黃劍 hj2000@163

美國作家洛麗·摩爾在小說《門在樓梯口》中建構了這樣一個女孩的生活：二十歲，來自美國中西部農民家庭，弟弟沒考上大學去參軍，被遣往阿富汗戰場；她去紐約州特洛伊小城讀大學，并兼職替一對白人夫婦照看他們領養的“黑白混血”女嬰；結交了一個男朋友，他自稱巴西人，卻不會說葡萄牙語。

故事從“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的那個9月講起，在隨后一年里，女孩收到了弟弟的死亡通知，死于自殺式的爆炸襲擊；大學生們游行抗議小布什增兵，標語上寫著“戰爭不是答案”；她的男朋友真實身份是疑似恐怖分子的中東裔，因為自己的立場離開了美國；她和女嬰一起經歷周遭對于有色人種的歧視，最后白人夫婦被查出隱瞞案底，失去領養資格，女嬰被送去了下一個寄養家庭。

作者通過這個視角寫出了“9·11”對于普通人生活的部分影響：戰爭，有色人種歧視，對潛藏的恐怖分子的恐慌。

“9·11”是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最為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也是冷戰結束后，美國所遭遇的最大創傷。盡管沒有小說中那樣富有戲劇性的情節和關系網，“9·11”的確給幾代人的生活普遍造成了影響，有的來自于事件當天的強烈刺激，有的來自據此而引發的每一個后續事件，有的來自觀念上的震動。

例如，它影響了民眾對于美國的認知——包括國家認同和國際局勢，對于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對于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對于不同宗教、不同族裔共處的態度，對于公共事務參與的積極度，等等。

《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了幾位在美國生活的普通民眾，他們沒有在這一事件中承受直接的傷害，也不是戰爭和特定政策的親歷者。“9·11”發生時，他們的年歲不同，有六七歲的小孩、剛步入婚姻的年輕人，也有事業有成的中年人。他們住在美國東部、中部、西部等不同的地區，二十年后回望“9·11”，他們有自己的體會和感知。

一首題為《晚間盛開的玫瑰》的詩中描寫了“9·11”后的圖景：

一個星期

的黑云、雨，吐出

霧塵

街道

被恐懼拽住

泥濘壓在

馬路邊沿

但實際上“9·11”發生在蔚藍色的晴天里，Keiko記得那是一個清爽的秋日。他乘坐地鐵到達雙子塔下的世界貿易中心地鐵站，沿通往雙子塔的地下通道走，準備前往他位于南塔的辦公室。當時他43 歲，是一家日本銀行的總務部副總裁。

走到半路，他發現地下通道進水了，人群中有人大喊“立即出去”。到了地面，他看見南塔著火了，手足無措地站在原地，盯著火焰看了一會兒。北塔隨即爆炸，他趕緊跑開，途中因摔倒扭傷了腳——不是被障礙物絆倒，而是由于魂不守舍。

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倒塌后，公司的一切都沒有了，員工大部分都安全，只有一名年輕的外籍人士死亡，還有一位同事在坍塌前僥幸逃了出來，卻吸入了石棉，Keiko不知道這位同事后來有沒有罹患相關疾病。20世紀，石棉憑借高度耐火性、電絕緣性和絕熱性，被廣泛使用于建筑中，然而石棉極易在空氣中飄散出纖維物體。雙子塔倒塌后，建筑材料釋放出的有毒粉塵令大量救援人員、清理人員和附近居民染上“世貿咳嗽”。紐約州衛生部的相關研究顯示，這些人員患癌癥的幾率遠高于常人。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被劫持飛機撞擊后爆炸，濃煙從大樓里傾瀉而出 圖/視覺中國

美國國會成立的“9·11”受害者賠償基金（VCF）除了向遇難者提供賠償外，也面向患有“9·11”相關疾病的個人。該基金的賠償申請提交截止日期經過特朗普簽署的法案，已延長至2090年。截止到2020年，VCF已收到超過5.5萬份人身傷害賠償申請。

Keiko首先要面對的是員工的安撫工作。他在家為員工發放了工資。事發兩周后，他找了一個臨時辦公地點安頓下來。一年后，新的辦公室才重新布置好。

他的情緒很糟糕。朋友Kaoru在紐約Other Press出版社工作，她說恐怖襲擊一個月后，Keiko不停地吃東西，以抵御內心的恐懼。據Kaoru觀察，她的同事們情緒都非常低落，在辦公室工作時，有的人會突然哭泣，大喊大叫，或沮喪地坐在位置上一言不發。大概幾個月過去后，他們的精神狀態才恢復正常。Keiko則說自己直到三年后才能輕松地開懷大笑。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相關研究表明，超過90%的現場親歷者至少有一個應激相關的精神癥狀，15%左右的親歷者有創傷后應激障礙。在事件發生后的兩年里，紐約州精神衛生辦公室推出的心理危機干預計劃為當地居民提供了約120萬人次的心理衛生服務。

2001年是Kaoru到美國的第二年，她為這起事件的遇難者感到很遺憾，但無法理解周圍人的反應，“我父親的家人是1945年東京大空襲的幸存者，我從小就聽說空襲，與東京空襲相比，‘9·11’的受災程度很輕，1945年的東京四小時內死亡人數超過10萬。”

Keiko發現周邊的安保升級了。港務局巴士總站部署了士兵。每輛公交車上還配備了一名便衣警察。博物館的安全檢查也變得異乎尋常的嚴格。他開始減少出門的次數，不再和孩子一起去看棒球，不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很多住在曼哈頓的朋友搬到了郊區，有的日本同事甚至返回了日本。Keiko只在出席必要的博物館活動時，才會出行。他1984年從日本來到紐約，除了本職工作，他還是一名藝術家。

“9·11”后，美國人普遍感到國家安全受到了嚴峻挑戰，而加強對國土安全和人身安全的維護，意味著要讓渡部分的人身自由。2001年10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其中規定國家可以對公民的郵件、電話進行監控，甚至可以在情況不確定時對公民進行單獨審判。

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更加處于監視之中。Keiko經常聽到他們被警察嚴厲地盤問。為此，他買了一本名為《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書。

“9·11”之后，美國的伊斯蘭教和穆斯林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聯邦調查局將成千上萬的美國穆斯林帶出社區，進行問詢和談話。一些持有簽證的外籍穆斯林甚至遭到了警察的拘留。在2001年的穆斯林齋月期間（2001年11月17日開始），美國政府關閉了數個規模較大的伊斯蘭教捐贈機構，擔心它們有支持恐怖主義的嫌疑。

社交網絡上關于“9·11”的討論里，經常可見穆斯林對自身經歷的分享。一位2001年12月出生的女孩Mina說，當她六年級開始戴頭巾（穆斯林女性的標志性裝束）后，同學們會對她開關于恐怖分子的惡意玩笑，還有同學給她發恐怖組織的血腥視頻。她一度非常迷茫，為什么人們要把她和恐怖的殺人犯聯系在一起。

Diante認為一些美國人對穆斯林的排斥最初來源于恐懼，當雙子塔、五角大樓接連遭到襲擊后，人們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緊張的氣氛把空氣塞得滿滿當當，好像你能用刀把它一層一層切開，你會擔心，也許下一個遭到襲擊的地方就是你的住所，也許恐怖分子就生活在附近。所以，很多人會錯誤地將恐懼投射至整個穆斯林社區，認為穆斯林討厭美國人，很暴力。”因此人們會對穆斯林進行主動攻擊，“就像日本襲擊珍珠港后，羅斯福建立日本集中營。”

Diante生于加利福尼亞州，今年27歲，目前在英國留學。他認為，盡管“9·11”之后，美國社區難得地凝聚在了一起，但人們對中東裔的排斥很強烈。從小到大，他在學校里看到了非常多針對穆斯林的歧視。他的高中氛圍較為保守，同學們會直接說出種族歧視的言論。上大學后，這種歧視并沒有減少，他的穆斯林朋友就經歷過言語和肢體上的沖突，以至于當他和其他人談論中東政策或伊斯蘭教時，一旦有人表現出對伊斯蘭教的驚懼，穆斯林朋友會感到不安。

他想做些事情來改變其他人的態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對穆斯林友善的信息和對于伊斯蘭教的介紹，“但很不幸，當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齡，就不愿意改變他們的想法。”

美國穆斯林自身做出了很多積極的行動來消除歧視。恐怖襲擊之后，美國最大的穆斯林組織伊斯蘭教關系委員會（CAIR）迅速發表聲明：“我們強烈譴責恐怖主義者對無辜民眾做出的惡毒攻擊行為，我們同美國人民一道呼吁盡快將恐怖主義者捉拿歸案并給予嚴懲。”穆斯林內部在倡導和非穆斯林進行交流和表達。有的穆斯林說，當他戴著頭巾走在馬路上時，會主動向路人微笑，給人一個好印象。

2021年6月8日，美國紐約，一位幸存者展示其右腕上的“911”文身 圖/人民視覺

“9·11”發生時，Diante只有7歲，他對這件事情的認識是隨著成長而拼湊起來的。多年后，他認為美國很多反應是不正確的，是在情緒驅動下做出的，例如，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歧視穆斯林，等等。他開始思考怎樣做才是對“9·11”受害者真正的紀念。他參與了2019年呼吁政府將VCF賠償申請延期的行動。

回到事件最初的那一天，Diante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在小學教室中觀看的空襲轉播，也不是老師黎貝卡女士臉上的慌張神色，而是放學后，奔跑回家，一路上都在擔心，在軍隊服役的父親會不會被派往某個地方，參與戰爭。

2002年過完春假后，沈睿乘飛機返回緬因州。她當時年逾不惑，在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教授中國文學。在機場，她看到報紙上說“敬畏偉大的戰爭”，心想戰爭怎么能是偉大的？

自從本·拉登被鎖定為制造“9·11”的頭號嫌疑犯以來，小布什政府就緊鑼密鼓地準備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軍事行動。2001年10月7日，美國以“War on Terror（反恐戰爭）”的名義，發動了阿富汗戰爭，持續了長達20年。沈睿覺得這個名頭很荒謬，“無辜的阿富汗人民和恐怖分子有什么關系？”她認同派一小股部隊去抓捕恐怖分子，而不是發起戰爭。

“9·11”事件中，沈睿一位學生的父母在飛往費城的飛機上遭遇了恐怖分子，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斗，飛機最終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這位學生請假回費城處理后事時，沈睿還在課堂上為她留了一個座位。她帶著學生一起讀杜甫的《春望》，下課后，發現學校一位白人歷史學教授也給學生分享了這首詩。她感受到一種凝聚力，自從1994年來到美國后，她第一次強烈感覺到自己已經融入這個國家。

然而，她覺得美國民族主義的高漲，一方面使得政府利用這種民眾情緒發動戰爭，另一方面對美國的自由主義造成了挑戰。自由主義是美國立國的根基之一，也是美國憲法的核心價值觀念。“9·11”之后，《愛國者法案》賦予執法部門監視、竊聽、搜查、沒收財產的權力，《航空安全法案》將機場安全由私人保安公司負責的做法改為由新成立的運輸安全局負責，機場安檢人員由聯邦政府雇員擔當，這在以往是難以想象的。“為了反恐，美國人應考慮犧牲一部分自由”的論調盛行，強調國家安全至上與公民責任的思潮興起。

2002年，沈睿和學生參與了數次反戰游行。鮑登學院旁邊有一個軍事基地，人們游行的直接目的就是讓其中的軍隊看到大家反對戰爭的意愿。參與游行的人很多，但戰爭還是照舊進行。2003年，沈睿看到一則新聞，一位知名橄欖球運動員在自愿參軍幾個月后，死在戰場上，他的母親在鏡頭前特別痛苦。那之后，游行的口號之一變成了“凡是同意打仗的參議員或眾議員，應該每家出一個孩子去戰場”。

因為反恐戰爭，沈睿覺得“9·11”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開始是蒸蒸日上地在建設自己的國家，從這之后走下坡路了，這么多年的戰爭給美國造成了非常大的經濟損失，也改變了政治格局。”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的研究顯示，美國在近20年的反恐戰爭里，直接和間接花費了納稅人共6.4萬億美元（截至2020財年結束）。

“你可以在付稅的時候專門寫一封信，說我的稅款不允許用于戰爭，但可能只是虛晃一槍，你也不知道你的錢用去哪兒了。”沈睿說。

1995年出生于密蘇里州的Daniel認為，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是一次失敗的“民主實驗”，“其實抓住本·拉登后軍隊就可以撤出了，但美國不僅僅想抓住恐怖分子，還想在這個國家建立民主政權，結果失敗了。像拜登所說的一樣，‘美國再駐扎五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我支持撤出。很多美國人覺得所有地方都要有民主政權，但我覺得不見得，要看阿富汗人愿不愿意要這樣的政府，符合當地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習慣更加重要。”

Daniel覺得“9·11”事件對他個人造成的直接影響很微小，但反恐戰爭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助推了2008年次貸危機的發生，之后的幾年，他的母親找兼職工作非常艱難。

Gari-Lynn則認為從阿富汗撤兵是愚蠢的行為。丈夫Scott以前總對她說：“對于像阿富汗這樣的國家，我們不會僅僅是進去破壞他們所知道的唯一的政權體系，然后離開，這樣做只會讓這個國家變得更糟。”Scott生前是一名軍人，2006年死在了伊拉克戰場上。

“9·11”事件發生那一年，Gari-Lynn 21歲，跟隨Scott搬去位于新澤西州的一個軍事基地居住。她清楚地記得襲擊當天發生的一切事情，在第一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北塔時，收音機里的新聞在討論這是不是一場飛行事故，南塔的一位女士在電話連線里說，他們被告知要撤離大樓。大概15分鐘后，第二架飛機撞上了南塔，Gari-Lynn想知道那位女士是否成功逃離了大樓。

她擔心他們所在的軍事基地會成為下一個襲擊目標，一整天都在觀看新聞。看了太多塔樓倒塌、無數人跳樓、爆炸后滿地殘骸的影像，晚上吃飯時，她甚至產生一種愧疚之情——那么多人死了，她還可以吃晚飯。直到今天，她對天空中的飛機還感到恐懼，害怕乘飛機，去商場前會提前看逃生路線，總是擔心她的孩子在學校會遇到恐怖分子。

在Scott前往戰場前，她覺得戰爭是必要的，“恐怖襲擊就意味著我們將陷入戰爭，我支持這些為了消除恐怖分子而做的努力。”Scott死后，她加入一些線上寡婦群體，互相傾聽和訴說，嘗試用幫助他人解決悲傷的辦法來應對自己的悲傷，指導新加入的寡婦申請傷亡援助。

但Scott去世的事一直沒有淡出她的生活。Scott死于爆炸，他的尸體支離破碎，運回美國安葬時，特拉華州多佛空軍基地讓他的父母簽署了一份文件，授權基地太平間“對通過 DNA 測試確定的他身體的任何后續部分進行適當處置”。幾年間，Gari-Lynn不斷地通過電話和信件詢問她丈夫身體的其他部分會怎樣處理。2011年，她終于收到了一封來自多佛空軍基地的回信，告訴她，遺骸“被焚燒處理，傾倒在一個垃圾填埋場……位于弗吉尼亞州喬治王縣”。

這讓Gari-Lynn非常震驚和憤怒，“在本應體現尊嚴和榮譽的地方，竟然采取這樣令人作嘔的做法。” 她向《華盛頓郵報》和一名國會議員舉報了多佛空軍基地的惡劣行徑，使得該事件被披露在公眾面前。

美國國防部下令成立獨立調查小組徹查此事，結果發現不僅僅是陣亡軍人，“9·11”事件中部分遇難者遺骸遭到了同樣的對待。在Gari-Lynn與美國軍方的訴訟中，軍方律師試圖以“垃圾填埋場的處置沒有違反規定，也不一定是不體面的做法”來辯解。審理此案的法院最終裁定Gari-Lynn勝訴，譴責了軍方。國防部回應稱：“確保今后不會再重復以前發生過的錯誤。”

事情告一段落后，Gari-Lynn邁入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家庭。在與多佛空軍基地周旋時，她意識到自己對法律的熱愛，決定去大學學習法學。2021年，她即將獲得法學學士學位。

但她無法遺忘過去的痛苦，“人們對你說的關于悲傷的最大謊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變得更好，你會痊愈。事實并非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只是學會了如何更好地處理痛苦和悲傷。”

“9·11”二十周年來臨之際，各類紀念活動陸續展開。Gari-Lynn在社交網絡上加入了一個紀念小組，組內成員們分享著自己的治愈瞬間。一位網友上傳了一張歸零地（世貿中心廢墟）的梨樹照片，附上文字說明：“它被發現在悶熱的瓦礫中，樹枝斷裂，樹干燒毀。一些人不肯放棄，堅持照顧它。這棵樹最終存活下來。樹可以的話，你也可以，永遠不要忘記包圍著你、幫助你的人。愛就是光。”

2021年7月12日，美國紐約，“9·11”幸存者Al Kim在世貿中心遺址，他手中拿著當時自己作為醫護人員返回廢墟搜救的照片 圖/人民視覺

每年，紐約市在紀念日當天都會有大型紀念活動。Kaoru覺得這樣的活動已逐漸淪為政客們的活動，“你如果看到他們演講時的姿態，就會知道他們是把這當作自己表演的舞臺。”她有這樣的觀感，也是因為政客們屢次利用“9·11”挑起民族主義情緒。

“Never forget”（永遠不要忘記）最開始被提出時，是非常具有人道主義關懷的一句口號，提醒著民眾不要忘記“9·11”事件。2019年，反對特朗普的民主黨女議員奧馬爾在CAIR的一次活動中，將“9·11”描述為“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我們所有人開始失去公民自由”。特朗普隨后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雙子塔爆炸的視頻，配以“Never forget”，使得這句話似乎也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

不過，每年各地自發舉辦的紀念活動依然令很多人感到寬慰。有人在社交網絡上發起一同去“9·11”國家紀念館的活動，很多無法前往紐約的人在評論區悼念遇難者。

Daniel所在的圣路易斯市照例會在紀念日前后豎起3000面小旗幟，代表數量約為3000的遇難者。在紀念日當天上午，會舉行一分鐘左右的靜默，以表悼念。Dianel認為“9·11”對他個人造成的影響微乎其微，但他的成長過程中又充滿了這件事的印記。事實上，當Dianel嚴肅地思考“影響”這個問題時，影響就已經存在了。

（本刊記者鄧郁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

[1](美)洛麗·摩爾著、張曉曄譯《門在樓梯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2]金衡山《創傷與陰影:9·11與美國詩歌》[J]，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4(2):122-132

[3]Pandya A,Katz CL,Smith R,et al.Services Provided by Volunteer Psychiatrists after 9/11 at the New York City Family Assistance Center:September 12--November 20, 2001[J].J Psychiatr Pract,2010,16(3):193-199

[4]倪峰《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觀察時下美國保守主義的一個視角》[J]，太平洋學報,2002(4):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