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事件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都開始意識到，盡管對996的批判從沒停過，但這個問題依舊沒有改善，甚至還有惡化的趨勢。

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當下，人們曾經期待的那個“休閑型社會”并未到來，“過度勞累的時代”卻開始了。在上個世紀末，“過勞”成為了日本社會盛行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關注。而如今，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我們的社會似乎在正在步日本的后塵。

于是我們會發現，坐在大公司里寫算法的人，沒日沒夜地加著班，連上廁所的時間也需要精打細算；而“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在被看見后，處境依然沒有好到哪兒去。沒有人好過。

長久下來，除了明顯的身體健康上的問題，還有更普遍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人們的心理狀況。微博用戶@月半女史 說，自己接觸的大廠員工里，很多人都有明顯的焦慮或抑郁，“不停看手機回復工作消息，缺乏睡眠，暴飲暴食，自我厭惡，通過報復性消費獲得短暫的快樂。”“一邊覺得生活無意義，一邊被KPI推著走。”

不止是在大廠，這種職業疲憊、焦慮和無意義感是很多人都在經歷的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最直觀的反饋恐怕就是——討厭上班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

人人熱愛工作的年代正在過去，而其根源當然并非全在我們自身。

為什么我們越來越討厭上班？

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關于上班的焦慮鋪天蓋地。曾經的周一綜合癥，由每周一擴散到了工作日的每一天，又在周末晚上席卷而來。

從“打工人”和“一切皆可內卷”開始，各種關于上班的表情包和模因，看似是在通過自嘲為自己消解愁苦，內里卻是更深的無奈。而這種不斷地消極暗示也只會繼續把自己包裹在這種情緒里。

在簡單心理昨天發布的《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里，通過與拉勾對職場人的共同調研發現，有64.16%的人“焦慮”，有50.89% 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無意義”，還有近6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正在經歷不同程度的職業倦怠。或許這一數據樣本太小不能代表什么，但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參考。

在更大范圍內，根據2017年蓋洛普咨詢公司進行的一項全球民意調查（研究結合了30項單獨研究和100萬以上受訪者的數據），在全球10億全職工作者中，85%的人在工作時不快樂，在日本，這一數字達到了94%。

調查還發現，這種情況在千禧一代（蓋洛普將其定義為1980年至1996年之間出生的人）中尤為明顯——大多數千禧一代都滿懷熱情地去工作，但是舊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把熱情磨滅了。

從事心理咨詢工作十余年的美國心理咨詢師苔絲·布里格姆（Tess Brigham）90%的患者都是千禧一代，在與他們的交流中她發現“他們非常聰明，理想化且雄心勃勃......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工作中掙扎，幾乎每一位病人都對我說：‘我討厭我的工作。’”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無法在工作中獲得快樂？甚至討厭工作？

在工作中擁有獲得感越來越難。在現代社會的雇傭制度下，人們的工作成果不一定會有即時直接的反饋，而即使做出了一點成績，也會覺得是在“為老板打工”，尤其是在一些人員多的公司里，個體往往更會缺乏認可。

高的職業目標與現實工作的落差。不切實際的高期望和每日瑣碎的日常工作總會讓人不耐煩和沮喪。職場新人看不到發展的未來，職場老人又發現自己等待多年依舊停留在原地，就像是“卡”在其中，無法逃脫。

工作好像永遠越做越多。一方面是大家普遍認同的拼搏奮斗的職場價值觀，讓忙碌工作成為了一種美德，于是所有人都越來越忙。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達到了一定的目標，證明了自己的效率，那么還會有更多的工作隨之而來。在內卷之下，又有了一層“自己卷自己”。

我們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各種辦公軟件和社交媒體的發展讓辦公方便的同時，也讓我們的生活被工作入侵著，工作時注意力被分散、休息時又躲不開老板的奪命連環call，其結果就是工作和生活都過不好。只有夜深人靜玩手機時才能感受到屬于自己的自由，但這份熬夜自由，反而讓第二天的工作更為疲憊。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杰弗瑞·菲佛在《工作致死》（Dying for a Paycheck) 中說，人們正在因為工作而“送命”——現代人工作生活的許多方面 ，例如超時工作、工作與家庭的沖突以及經濟不安全感都在悄悄摧毀人們的身心健康。

表面上投身于工作之中，內里卻又與工作完全脫節，二者的對立帶來了無法擺脫的疲憊感。長此以往，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陷入一種職業倦怠之中。

當職業倦怠

成為一種“流行病”

近年來，職業倦怠已經成為許多人耳熟能詳的話題。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更是將職業倦怠定義為一種“職業現象”，將其列入了國際疾病分類第11修訂版中（ICD-11）。

“職業倦怠（burnout）是一種概念化的綜合癥，源于工作場所的長期壓力，而這種壓力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主要有三個特征: 感到精力枯竭或精疲力盡，與工作的心理距離增加或對工作持消極態度，以及工作效率降低。”

美國威諾納州立大學的心理學研究把職業倦怠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蜜月期

當我們著手一項新任務時，通常會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精力和創造力；樂于承擔責任；面對預期的壓力，能夠積極地應對；強迫自己證明自己；有很高的生產力水平；

第二階段：壓力始發期

樂觀情緒減弱；睡眠不足或睡眠質量下降；焦慮易怒，很容易疲憊，無法集中精力，健忘；忽略個人需求，減少和他人的社交互動；

第三階段：壓力積累期

頻繁感到壓力；缺乏工作之外的愛好；早晨持續疲倦；錯過工作截止日期或無法實現目標；時常感覺受到威脅或恐慌、失控；咖啡因消耗量增加；

第四階段：倦怠期

內心感到空虛，對工作和生活持悲觀看法；自我懷疑；遠離社交；完全忽略個人需求；逃避現實的活動增加；渴望“退出”社會；渴望遠離工作或朋友/家人；出現慢性頭痛等身體狀況......

第五階段：習慣性倦怠期

倦怠的癥狀已根植于生活中，以至于會遇到嚴重的身體或情感問題，如慢性悲傷、慢性精神疲勞 、慢性身體疲勞、倦怠綜合征等。

（*注：如果情況嚴重，請及時尋求專業支持）

與職業倦怠的流行相對應，學者韓炳哲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倦怠社會”，“倦怠綜合征不是表達了精疲力盡的自我，而是表達了疲憊、燃盡的心靈。”

競爭性的、效績主導的社會正在影響著我們每個人，“ 一個社會苦于過度的積極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癥。”在這個社會里，人人追求一種更高效益的實現，而除了他人的剝削，還有一層自我剝削，更為嚴重，也更容易導致自我的崩潰。

這正在“使人類生活變得極為短暫易逝。生活從未像現在這般飄忽即逝。”

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因為一種看似“積極”的生活態度，卻陷入一種更難快樂也更容易感到疲憊的生活狀態，感知也隨之變得更加分散和碎片化。當我們過度關注工作上的意義，反而會喪失對自我的關注和沉思的幸福。

是否還別的出路，

如何擺脫這種困境？

從事多年過勞研究的日本著名律師、“過勞死全國辯護律師團”秘書長川人博認為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有三個必要的步驟：

首先，公司的管理人員必須消除“雇員的長時間工作帶來的效益更大”這一錯誤觀念，而是應該尋找提高生產力的方法，優化員工的辦公效率。

其次，政府必須更多地關注，投入更多的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包括修訂勞動法和加強監管措施。

第三，雇員也要參與改變工作文化，敢于向企業說出他們的觀點，維護自己的權利。也要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努力促成改變，例如培養不給服務業工人造成過度負擔的消費習慣。

或許改變尚需漫長的階段，但我們也可以先從慢慢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開始。

比如，劃清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學會好好休息；試著豐富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不要困在對工作的厭惡情緒里，如果無法承受，或許給自己換一個工作環境；大的目標暫時無法實現，可以從一個小的開始......

不應讓工作定義自己，而是為自己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

如韓炳哲主張的那樣，我們應該從面對世界的倦怠回歸面向自我的倦怠，在精神尋求中，為自我重建一個閑適空間。跳脫出這樣的價值標準，你會發現生活中還有很多值得探尋的樂趣。

生活很難，那就稍微放自己一馬吧。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news.gallup.com/opinion/chairman/212045/world-broken-workplace

https://www.who.int/news/item/28-05-2019-burn-out-an-occupational-phenomenon-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

https://www.nippon.com/en/currents/d00310/

http://weibointl.api.weibo.com/share/195648735.html?weibo_id=4591548324656445

https://www.shrm.org/resourcesandtools/hr-topics/employee-relations/pages/workplace-burnout-a-medical-condition.aspx

簡單心理《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

韓炳哲《倦怠社會》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