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問題意識”

“沒有問題意識”或“問題意識缺乏”，可能是我們歷史學專業的同學答辯時遇到最多的批評。問題意識的有無或明確與否，也是本人作為期刊編輯衡量一篇論文水準的一個重要尺度。無論是導師指導學生，還是編輯審閱論文，本人都認為“問題意識”的有無及其質量高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評價標準。

所謂問題意識，一定是點而不是面、不是線，不是過程，不是整體。她一定會落在某一個點上，不是落在一個面上，不是落在一個過程上，不是落在一個整體上。甚至可以說，她一定落在本質上，而不是落在現象上。

“問題意識”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你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或對現實需要的回應，再進一步說，你要追溯某一現實問題的來源和淵源。那些最重要的、攸關學術全局的問題全部是時代出題、學者作文。有無問題意識的關鍵在于我們有沒有政治頭腦，是不是在思考涉及我們民族、國家、人民命運的問題。

要設法使自己成為“問題中人”

提出問題的能力是一個學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而所有的“問題”均源于思考。要一邊讀書，一邊思考，沒有思考的讀書可以看作無效讀書。因為問題意識的養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思考習慣的養成也必須來自長期的訓練，一定要設法使自己成為“問題中人”，到了這一步，你離一個成功學人的距離可能就近了。

我自己在讀大學期間就思考了很多問題，直到現在我研究的不少問題仍來源于大學期間的思考。比如，那時我看到過一組數字：1949年，我們共產黨幾百萬人中，有95%出身于農民，接近70%的人不認識字。我由此想到，這樣一個由農民組成、沒有文化的黨，怎么能夠保持工人階級的性質、馬克思主義性質。

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長時間，后來寫成一篇大學畢業論文：《舊式農民戰爭遺產與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我探討了在井岡山那一帶活動、上山打游擊的毛澤東，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舊式農民戰爭的那些遺產、那些做法，比如李自成的做法。

隨著對這個問題思考的不斷加深、系統化、體系化，我腦子里形成了很多關于農民戰爭問題、農民問題的看法，甚至我對新我國成立后一系列論戰的看法、對剝削階級的看法，都和這些問題相關。所以不但要有問題意識，對這個問題本身還有一個不斷系統化、框架化的過程，我相信大家只要愿意思考，就一定會有收獲。

有人問我，假設一輩子沒有問題意識，只整理材料，是否也可以做得很好。我覺得這完全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想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學者，有成就感的學者，而且在學界保持一定的影響力，那沒有問題意識便一切免談。

有一次在校學術委員會的一個會議上，一位學者在發言時提出了一種看法，他說在他所在的材料學領域，普通學者在整理材料，一流學者在解決問題。這種劃分或許存在一定的問題，但她的確道出了學者之間的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有理由認為，問題意識的有無決定一個學者成就的大小。

“問題意識”的有無還決定一個時代學界的狀況

“問題意識”的有無不但決定一個學者成就的大小，還決定一個時代學界的狀況。

2004年我發表過一篇文章：《放逐“現實”回避“問題”：90年代學風的致命傷》。年齡跟我相仿的人都清楚，20世紀80年代的學者確實全部都是“問題中人”，全部生活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之中。到了90年代以后，問題忽然沒有了，大家慢慢都變成了“課題中人”了。

我用了一句毛澤東詩詞來形容這種轉變——“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忽然之間，問題全部消失了，舊問題無法再繼續討論，新問題沒有被提出，大家只好一盤散沙各自為戰。要問近30年來的學術進步在哪里，很難估量。她不像古史辨運動、社會史論戰、“五朵金花”的學術史意義那樣容易概括。而據我的觀察，近幾十年史學界的一大問題，就是學術研究的碎片化、實證化、漢學化，很難歸納她的進步在哪里。

這不是說近幾十年我們沒有進步，進步在于學術界出版的著作越來越多，研究者也越來越多，一些具體問題也研究得越來越深入。但是在知識增長的過程當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那個知識鏈條在哪里？如果一環扣一環，那么這一環很難概括。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是沒有論戰、沒有問題，問題缺席是學風的致命傷。

當然最近我看情況可能有所好轉，但仍然沒有根本好轉，因為學界沒有論戰，沒有問題，這就不能聚集學者來共同討論時代的核心問題。所以，春秋戰國年間的變化之所以能夠得到如此透徹地清理，就是因為她通過古史分期問題集中了全國的學者來討論，有問題才能越辯越明。“知出乎爭”，沒有爭沒有辯，就不會有學術的進步和知識增長。這對培養下一代年輕人，危害尤其大，他們在沒有問題意識的環境中成長，當然很難有問題意識，更不利于養成懷疑和批判能力。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兼《文史哲》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