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教書的人，“方法”是常被學生問及的問題。在我們史學領域，我知道不少學生都想獲得某種可以概括抽象出來的“方法”，以為學會了即可治史。盡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贊同“史無定法”的主張，但我非常理解學生們的愿望，尤其他們身處這樣一個急功近利之風勁吹的時代。
要說史學方法的教與學，其實也不簡單。不過我想和年輕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話：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神奇的東西、秘密的寶藏，而實際只是一些合乎邏輯、合乎常識，可以使人信賴的批判原則和工作程序”。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積極主動去尋求了。孟子說過：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余師。（《孟子·告子下》）
道不難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過學習和訓練獲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態度，二是要注重求的方法。而最簡單的求法，就是先看好的老師如何做，然后跟著做，再徐圖超越。
蒙文通先生明言：“大學以上的學生，主要是學方法。在聽課時，應跟著先生的邏輯思維的發展而發展，體會先生是怎樣思考問題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提示，如果我們聽課時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能注意抓住老師講述的邏輯思維，循其發展而跟進，就可以得到超過學“知識”的收獲。
方法不僅可從聽課領會，更要從讀書中摸索。如蒙思明先生所說，中外歷代“史家的成套著述和單篇論文內，到處都可發見一些史學方法”；甚至“自古以來有思想有聰明的人，不管他是否從事歷史研究，也不管他對史學造詣的深淺如何，總或多或少的能利用一些史學方法，可以做我們的示范的”。青年學子貴在“從各種繡出的鴛鴦上，尋出一套刺繡的法度；有系統、有條理的歸納出一些原理原則、工作程序”，這就是“學習的捷徑”。
所謂方法要靠學生自己去摸索，也是有原因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通人不肯寫入門書，這已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現象。尤其在中國，自古以來的教育主旨，都是把學習的主動性放在求學者一面。其結果，不僅治學方法很少提出來專門教，就是好的啟蒙之書，也非常少見。
陳澧曾說，“學問之事，莫難于入門。既入其門，則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因此，“精深浩博之書，反不如啟蒙之書之為功較大”。但過去“多宏通之篇，寡易簡之作；可資語上，難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雖有學山之情，半為望洋之嘆”。而好的“啟蒙之書，又非老師宿儒不能為。蓋必其途至正，其說至明，約而不漏，詳而不支”，才能導引入門。他自己就想寫一本“事繁文省，旨晦詞明”的書，使人“視而可識，說而皆解”。然而這只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他最后也沒寫出來。
中國傳統本不甚注重抽象出來的“方法”，謙遜一點的說“文無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說“文成法立”。在這樣的語境下，學問和技藝仍能傳承，即因從練武、學寫字到作文、作詩、作畫等，大致都是從臨摹入手，在學得像樣的基礎上再思有所突破，亦即桐城文派所說的“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從既往的經驗看，這幾乎已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了。
如何臨摹，也是有講究的。即使主張道不難知的孟子，也說過“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盡心下》）。兩千多年來，很多人都在琢磨孟子的意思。王夫之以為：
巧者，圣功也。博求之事物，以會通其得失；以有形象無形，而盡其條理；巧之道也。格物窮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那意思，大匠不能使人巧，但學者可以通過自己的摸索努力，領會巧之道，從而能巧。與王夫之大約同時而年稍長的張自烈論作文說，從事古文者，“才雖過人，未有無所祖述而徑造者。今人而欲為古人，初恐其不似古，久之又恐其似古”，那就成了依樣畫葫蘆，所得不過古人糟粕。故“必醞釀古文之巧之法以歸于己，使見者莫能名其為某家，莫能名其為某篇似韓蘇、某篇似歐曾，庶幾法變巧生，而文日進”。
這可能是對臨摹法最好的總結，先要學得像，即“有所法而后能”；在將前人“巧之法”歸于己后，又要不像，庶幾“法變巧生”，于是“有所變而后大”。昔朱子注《論語》，曾提出“學之為言效也”。胡適發揮說，“學畫的，學琴的，都要跟別人學起；學的純熟了，個性才會出來，天才才會出來”。我們可能都聽過“熟能生巧”一語，更要記住，“天才”也是在學習進程中展現的，必要自己的“個性出來了”，才算是“法變巧生”，也才能變而后大。
這樣看來，學習治史方法，臨摹或許是最簡單易行的。過去不覺得需要寫什么方法論、門徑書，大概也是因為很多人以為這不失為一種不錯的求學之路。呂思勉先生進而提醒我們說：
研究學問有一點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獨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練習使用。研究學問的手段則不然，他是無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體的授與。對學者雖亦可以略為指點，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總是學者一面學，一面自己體會領悟而得的。
這仍是延續前引孟子關于“規矩”和“巧”的辨析，特別強調做學問的人與一般匠人不同，更要靠自己的體會和領悟，而且要一面學，一面體會。常聽學生說：老師，現在我知道您說的是對的了。但何以在老師說的時候，就不知或不能領會呢？一個因素當然是老師講得不容易使人領會，大概也與學生沒有實踐經驗相關。所以臨摹是一個發展中的進程，也就是俗語所說的“干中學，學中干”。
若言臨摹的對象，則一言以蔽之，取法乎上而已。
不過，前人作品成千上萬，究竟看什么，對初學者是個很困難的選擇。學生初入一個領域，常常覺得那些已經出版發表的論著，似乎每一篇、每一本都好（也有認為全都不好的）；到了可以區分出論著的好壞優劣時，就可以說是入門了。我們要臨摹，當然應選擇優秀的對象。而初入道者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尚難判斷好壞優劣。這時可以尋求老師的指引，或者就是觀摩那些幾十年后還有人看的名家之作。
梁啟超曾說，“真正做學問，乃是找著方法去自求，不是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因為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終是人家的”；學生若自己學到“做學問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不過，在課堂上直接教方法，或有灌輸意味，學生未必欣賞，也不易領會。而從前人研究“所得的結果”中，正可求到“做學問的方法”。
如呂思勉所說：“研究的方法，必須試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論，言者雖屬諄諄，聽者終屬隔膜。無已，則看前人所制成的作品，反而覺得親切。”蓋道不難知，就看你是否找到求的途徑。按呂先生的提示，選擇一些優秀的名家作品，編成一書，或不失為一個幫助學生的好方式，且比直接講方法更使人感覺親切。
所謂名家，最好是與讀者所處時代接近的。常聽人說現在的人“眼高手低”（如上面提到那些認為既存論著全都不好的人便是），這當然不夠好；但我的看法，眼不高則手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有時學生的眼高手低，也是老師無意中培養出來的。呂思勉就曾指出：“近人教人讀史時，每使之先讀《史通》、《文史通義》。此兩書誠為名著，然其內容，均系評論前人作史的得失；于舊史全未寓目，讀之知其作何語？講亦何從講起？”這話是呂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說的，今日有些學校的“中外史學名著導讀”一類課程，要求讀的仍是《資治通鑒》以前的中國書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略同于我們的乾嘉時代）寫的英文書。學生經此培訓，要學會怎樣寫史學論文，恐怕是極大的挑戰，不眼高手低也難。
可嘆的是，類此目的雖好而手段不佳的做法，已經延續相當長時間了。章太炎早就說過，“不法后王而盛道久遠之事”，是不利于“致用”的。編這類讀本，與“名著導讀”課程相類，目的正在于“致用”。故“取法乎上”之外，還可注意“法后王”這一原則。簡言之，讓學生學習怎樣做研究的典范，不必是所謂永恒的經典，而應是他們可以臨摹的范文。如若一編在手，既能感受學問大家的氣度格局，也能學到怎樣提出問題、運用史料，以及如何論證其所欲言，是不是會更受學生歡迎呢？
這是促使我們編輯這本《名家治史》的主要動因。
專門針對初學者的名家典范文集，目前似不多見。我們在選編時，特別考慮到對讀者的針對面應盡可能廣泛。書里這些老先生，每一位在全國學界都有其位置。所選的作品，每一篇都有全國性的影響，在相關領域的學術史上已確立其地位。四川大學的學子，讀到本書或許更覺親近；任何史學中人，即使不是初學，也必會開卷有益。而且，這里絕大部分是老先生們年輕時的作品，這樣一則可以知道我們有著多么杰出的前輩，二是這些多少帶有少年銳氣的典范，或許更容易讓年輕讀者感覺親切。我本來的意思，書名也可以親切些，初擬用“名家說史”。但出版社方面以為“說”字太輕，所以改為今名。那意思，大概受到上級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影響，希望顯得莊重嚴肅些。不論是親切還是莊重，都是希望本書能引起讀者的興味，適合讀者的需要。
本書的立意，即副標題所標出的“方法與示范”。
其中有三篇是直接討論史學方法的，分別是李思純的《史學原論·譯者弁言》、蒙思明的《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和蒙文通的《治學雜語》。朗格諾瓦（Ch．V．Langlois）和瑟諾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學原論》一書寫于19世紀末，在全世界影響甚大（近年其法文原版和英譯本都還再版）。李先生在“五四”之后翻譯《史學原論》，不啻空谷足音；中國后來各種史學方法著作，皆多所借鑒（有些未曾言明）。其前言不長，概述了中西史學方法的異同，最可提示我們什么叫做言簡意賅。思明先生《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一文是他講“史學方法”課的緒言，原題為《史學方法在史學上的地位》，應錢穆之邀到齊魯大學（時在成都）國學研究所講演，乃改今題發表。
我們也可從原題思路去閱讀，感覺又會不同。文通先生的《治學雜語》是蒙默老師編成的，可謂體大思精，不僅學生可讀，老師亦然，我自己便每讀皆有收獲。
其余的則是直接的研究論文，早的發表于1930年，晚的則到“改革開放”之后了。大體都是20世紀新史學背景下圍繞具體問題（issues）的探討。有些提出了新問題，有的提示了新思路，有的使用了新材料，但更多則看似“普通”，細讀乃新見迭出，仿佛行走在山蔭道上，“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它們不是指示性的空論，而是指引性的示范，可供讀者直接揣摩。我想，初學者或可多注意這些老師是如何把握一個問題的全景，并將各式各樣“碎片”式的材料嵌入其結構（往往是自然形成，未必是“構思”出來的）中，有些材料別人或以為“無關”，但融合在一起之后，就展示出了不同尋常的意義。
記得列維·施特勞斯曾說，他每次寫書之前，會先讀幾十頁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從經典寫作中尋找表述的感覺。他是人類學大家，仍堅持從自己敬重、欣賞的作者那里尋找感覺。我們讀此書時也不妨想想，如果是自己來寫老先生當年所寫的題目，我會提出什么樣的問題？我會選擇什么樣的論證方式？甚至我會怎樣開頭、怎樣鋪陳、怎樣結尾呢？通過這類有針對性的比擬，也許你會從中感覺到自己與史學大家的差距，那就找到了提高的方向；如果你和他們所見略同，那你可能就是適合這一行的人，這會鼓勵你在史學道路上繼續前行。
我的記憶中，四川大學歷史系的學風，是注重以語言能力為基礎的基本功。在此基礎上更注重學風的開放，老師不僅為一校一專業培養人，而是放開眼界為時代為社會為世界育人。川大歷史系所教的，不僅是知識，更不僅是歷史學的知識，而是學人當怎樣治其所學，以及做什么都要做到盡可能好。這樣的學風，就是在本書中這些老先生的影響下形成的。學生得到的鼓勵是，既高屋建瓴，又腳踏實地，眼高而手不低，故常能迅速進入不熟悉的領域。
編這本書的立意，也是希望讀書的學生能從“法而后能”到“變而后大”。而“法變巧生”的基礎，還是要溫故然后知新。現在上下提倡創新，有些人動輒喜歡引用馮友蘭的話，不想“照著講”，而要“接著講”。馮先生在《新理學》中曾說，之所以自號為“新理學”，是因為“我們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他在晚年將此提煉為“照著講”和“接著講”，強調哲學上的創作是要說明自己對于某一問題的想法，而“自己怎么想，總要以前人怎么說為思想資料，但也總要有所不同”。可知馮先生的意思，“照著講”是“接著講”的前提。
現在很多自詡“接著講”的，其實未必能“照著講”；但若“照著講”尚且不能，又怎么“接著講”？中國經學史上有所謂“傳道”和“傳經”之分。孔夫子指示我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則“傳道”應在“傳經”之上。但“弘道”非人人所能為，歷史上很多時代，遍天下看不見足以“弘道”之人，不得不姑“傳經”以守先待后，期日后能有“弘道”之人出。簡言之，始終有人能“照著講”，才是可以“接著講”的基礎。
今日作學生的，當存“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念，樹立“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的氣概。若有前賢導引入門，可以少走彎路，自然事半功倍。真入門之后，感覺會大不同。董仲舒論讀《春秋》說，“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春秋繁露·精華》）。蓋學問如流水，不曾預流者，不論歡喜贊嘆還是怨恨咨嗟，多半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不過望水興嘆而已。要走學問之路，必須進入學術之流。也只有得其法才能入門，入門才有預流的可能。未預流前，在學術世界里感覺一片茫然；預流之后，即左右逢源，好像處處都有熟人。我們的年輕同學，可曾有類似的感覺？
學問是天下的公器、古今的長流，正要前呼后擁（此用字面義），方可繼往開來。不同的前言后語，可以“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智者之別擇”（《文史通義·言公》）。這就是章學誠特別強調的“言公”，其中“讀者”起著關鍵的作用。不論是言出于己，還是轉述于他人，“是非失得”最終是由讀者決定的。或可以說，學術研究是一個發展中的進程，具體撰述總會停筆，但它已在閱讀中延伸。閱讀不止，意味著參與的持續，研究也就永遠處于發展之中。故言之“公”不僅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存于天壤，也存于歷史；有人參與即“公”，反之則“私”。從這個意義言，名家作品的閱讀本身，就是學問的延續。
不過閱讀只是參與的第一步，如梁啟超所說，他人的研究所得，“未必都對”；學生得到“點石成金的指頭”之后，就“可以自由探討，并可以辯正師傅的是否”。陳寅恪先生有句名言：“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自由探討”是學術獨立的前提，而批評態度主要是針對學生而言。梁啟超名之曰“思想解放”，亦即“無論什么人向我說什么道理，我總要窮原竟委想過一番，求出個真知灼見。當運用思想時，絕不許有絲毫先入為主的意見束縛自己，空洞洞如明鏡照物”。竊以為學生與師傅相辯正是特別重要的。在章太炎看來，后人與前賢商榷，并非輕慢，而是尊敬。蓋“欲弘道，固不以言殉人；尊之至，故以爭為匡救”。師傅引領學生入門，只是學問的第一步；只有學生能通過自由探討以“辯正師傅的是否”，學問才能發展和進步。這是我們編這本書希望達到的長遠目標。
最后我要說，這是一本面向學生的書，序言應當盡可能簡明清晰。不過也正因為是面向學生的書，不能不分外慎重。由于個人才疏學淺，不得不多引前賢之言，以壯聲勢。如果因為這些引文使這篇小序讀起來不那么順暢，在此向讀者誠懇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