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雨露

白壽彝（1909—2000 年），字肇倫，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少數民族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著述頗豐，尤其有諸多讀書心得，如《與友人談讀書》《要認真讀點書》和《讀點歷史有好處》等，介紹了如何研讀歷史書的經驗。關于白壽彝先生的治學方法，學界已有論及，但集中探討他讀書方法的成果卻不多見，故筆者對此談談自己的膚淺認識。

讀書要認真

我們常把“閱讀”作為一個詞整體觀照，《現代漢語詞典》釋“閱讀”為“看（書報等）并領會其內容”，該義符合人們的日常認識，但將其作為歷史專業的讀書學習方法時，應該有“新解”。在白壽彝先生看來，“閱”與“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閱書是“一般地瀏覽”，隨便地翻閱，而讀書之讀，“似應理解為書法家讀帖讀碑之讀，畫家讀畫之讀”。書法家讀碑、畫家讀畫乃是凝神靜氣、聚精會神，仔細分析每一筆、每一畫才能參透精髓。我們讀書，也應該咬文嚼字、靜心鉆研。

白先生強調，讀書特別是讀史書，一定要認真。他說：“讀書能完全免于錯誤的理解，這恐怕是不可能的。”由于史學家對某一歷史事件的理解不一，導致他們的歷史敘述不同。此外，當我們讀書時，不免帶有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場，對文本的理解也會有偏差，故我們今天在閱讀原始史料及其相關論述時，“認真”二字最為重要。只有認真讀書，才能從史家的敘述的蛛絲馬跡中尋找過去的真相。

認真讀書能養成深厚的史學修養。唐代史學家劉知己以“才、學、識”為史家三長，清代史學家張學誠又提出“史德”一端。白先生卻把“史識”和“史德”結合，提出“器識”一說，即“見識、氣度和抱負”。他反對“那種東翻翻西翻翻，東抄抄西抄抄的作風，那種東拼西湊寫講稿的作風，那種片面夸大卡片作用的看法”，更看重史家開闊的心胸和通識的意識。要養成這樣深厚的史學修養，非認真讀書治學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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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要有選擇

從古至今，中西方的書籍如宇宙中的繁星不可勝數，在這些浩渺的著述面前，我們常感不知從何入手。白壽彝先生告訴我們，讀書要有選擇，要讀經典著作。一本經典著作從來不會過時，因為“歷代有成就的偉大作品，總是站在它那個時代的最前邊。再后來，整個社會進步了，但在某一點上還超不過它。”

首先，要認真讀我國的歷史名著。20世紀50年代，先生給歷史系的學生推薦了《史記》《四書》和《昭明文選》。他十分推崇《史記》，指出《史記》“無論在史學上、思想上、文學上，都是站在當時社會第一線的，就現在來說，還是光輝的”。《四書》是我國古代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不讀《四書》，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了解也就不深刻。而《昭明文選》集六朝以前的各種詩文，可以作為泛讀材料，幫助我們理解古文，正如俗語說：“文選爛，秀才半。”他給史學史專業的同學推薦了30 部著作，分別是：《書》《詩》《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續漢書》的《志》《五代史志》(即《隋書志》)《通典》《通志》《資治通鑒》《文獻通考》《史通》《文史通義》；《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讀通鑒論》《論語》《孟子》《讀史方輿紀要》。這么多的書，自然不可能一下子讀完，于是，白先生提倡有重點地讀書，在重點書目之中，需選擇重點的篇章。他認為，中國史書中“四史”和“六通”是重點，“六通”之中，則以《通典》和《文史通義》最為重要。

其次，認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白壽彝先生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視為解決問題的“武器”，如果我們不熟悉自己的理論武器，就很難談到該怎么利用它。他的《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和《中國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等著作，就是把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精髓，并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對象結合起來”編纂而成的。白壽彝先生還把提高學生的理論水平放在第一位，他的弟子瞿林東先生曾這樣回憶道：“60 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們學習毛澤東關于批判繼承歷史遺產的理論；70 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們讀《資本論》第一卷；80 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們讀《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

此外，白壽彝先生的《要認真讀點書》一文，還向讀者們推薦了《自然辯證法》《唯物主義和經典批判主義》《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哲學筆記》和五四以來李大釗的《史學要論》，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書。

最后，還應當認真讀當前出版的新書。他舉《呂氏春秋·察今》的例子，告訴人們“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指出關心今人對史事的研究，從已經取得的基礎上以達到提高的目的，也不失為一種好的治學方法。他大力提倡通過讀書會或寫書評的方式進行評議，強調“不捧場，也不挑眼”，有利于推動讀書風氣、交流學術意見、開闊學術視野、指導青年學生進修，從而提高治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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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要有方法

精讀在先，博覽在后；精讀為主，博覽為輔。古人多主張由博返約，但白壽彝先生認為，此法僅適用于有一定學術根底的人。對于初學者來說，精讀猶如開井，博覽猶如開水溝，“水溝幾丈長，但水只有幾寸深，太陽出來一曬就干了。井雖小，但有幾丈深”，所以應該精讀在先，博覽在后，“先開井，后開溝，要以井水澆溝水”。踏踏實實掌握一兩部書，有了對某一學科的基本認識，再“博覽群書，就有了破竹之勢”。

對于精讀的方法，他提出“讀書五到法”：“眼到，要字字句句看得明確；耳到，要傾聽教師的講解并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口到，要誦讀，要提問；手到，要手頭勤快，善于記心得、記疑問、記精辟的意見，勤于查閱工具書；心到，要好學深思，要在前四到中處處都有心到。”此外，他提倡熟讀成誦讀，即朗讀的東西最好都能背誦。文章爛熟于胸，運用時才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背誦要“口而誦，心而維”，嘴里誦讀，心里也得思考，這才有助于記憶和思維活動。

博覽為的是開闊視野，故博覽不止局限于多看歷史書，還應多看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書籍，甚至是看電影、看籃球賽、參加舞會等，所謂處處留心皆學問，這些都能開闊視野、增長見識。正如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如果我們對生活加以觀察，對工作認真反思，把博覽看做是一種休息，那么生活也就變成了一種研究。

閱讀原典，直接理解；重在創新，貴在自得。白壽彝先生提倡知識的獲得，不能只靠“耳食”，即光聽別人講，而應通過自己閱讀原著，直接理解。顧炎武在其《與人書十》中以“鑄錢之法”喻書之纂輯，“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于后，豈不兩失乎？”白壽彝先生則以“鑄錢之法”喻讀書撰文之法。他認為撰文應學古人鑄錢，需得自己閱讀原典，而不是拿別人的成品或半成品來裁剪、加工再利用。

閱讀原典要善于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見解。白先生認為“讀有紬繹之意”，即讀書不僅是認真琢磨，一字一句地鉆研，而且還要概括和提煉，形成自己的見解。他十分推崇司馬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的讀書方法，這里的“紬”就是白壽彝先生推崇的“讀”，即每說到讀了什么書之后，緊接著發出一篇議論。正是沿著這種讀書治學的方法，司馬遷最終寫成了《史記》這一皇皇巨著。

循序漸進，步步為營；日積月累，持之以恒。不論是讀書。還是做學問，都要循序漸進，踏踏實實，長期堅持，“走一步是一步，走一步向前一步，一步一個腳印”。他總結人們讀書的毛病為“二成二了”。所謂“二成”，即坐享其成，急于求成；“二了”即是差不多了、不想干了。這種淺嘗輒止、半途而廢的做法，是學不到什么東西的。“讀書不難，認真讀書也不難，最難的是要長期堅持下去。”如果能夠在認真讀書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工作深入思考，把學到的知識加以運用，不斷取得進步，再在更高的層次上讀書、思考、進步，堅持也變得不難了。

與白壽彝先生所處的年代相比，這個時代發生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知識更容易獲得了，但是也更加碎片化。我們究竟該如何讀書，怎樣系統地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白壽彝先生站在世紀之交，也許給我們指明了一條可行的道路。

（原載于《新閱讀》 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