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群學君 群學書院

職業尊嚴在今天的中國，儼然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在這個浮躁的世界里，每一個全情投入自己手藝，不茍且、不應付、不為任何人而把自己的內心安寧當做最大的理由的人，不管你是老師，還是寫代碼、送快遞、做生意、掃大街、蓋房子，都值得我們深深的尊敬。

我們當老師的

什么時候坐著講過課？

文 | 群學君

01

當94歲的潘鼎坤教授站在講臺上時，就像一棵老樹，背微駝著，但腰板還是筆直的，透著顫巍巍卻利落的勁頭，落步穩健，仿佛講臺上有他的根。

退休前，潘鼎坤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理學院的教授，教了一輩子高等數學，在講臺上講授專業課，一直講到2011年，那一年，他86歲。好不容易退休，但沒幾年他又申請重新走上講臺，“過一過自己上課的癮，重溫舊夢。”老人家說著，眉梢眼角都漾起笑意。

再次走上講臺，潘鼎坤選擇的主題居然是《試講中文對聯、詩詞中的對稱美》，老教授說自己為這個選題做了幾個月“思想斗爭”，“畢竟我是講數學的，不知道這樣跨界好不好”。在潘鼎坤眼中，數學是表達自然規律最簡單、最準確的方式，而詩則是感情世界最簡潔、最透徹的表達方式。可是，心里一直放不下中國傳統文化的潘鼎坤，意識到一件事情的迫切性和重要性：“80年代之后就再也見不到什么好的格律詩了，現在有很多詩也不像詩，對聯也不像對聯。”這讓潘鼎坤有些擔憂，“現在內行人寫的詩都不太行了。……一些電視、報紙、書籍出現的詩詞，一看，平仄都不對……更不要說年輕人了”。

“絕不能讓唐詩宋詞這樣的文化瑰寶，在我們這一代手里丟了！”抱著著這樣的想法，2017年5月16日，數學教授潘鼎坤登上講臺，開講古典詩詞之美。教室滿滿坑滿谷。

四塊大黑板很快寫滿，學生要幫他擦，潘鼎坤一揮手：“不用，我自己來。”刷刷幾下擦干凈，又繼續寫。一堂課三小時，他沒喝一口水，始終站著，像一棵健壯的老樹。他說，“我在上面（講得）津津有味，咋會感覺到累？累那是課沒備好。”

講座最后，潘鼎坤高喊兩句：唐詩萬歲，宋詞萬歲。隨后鞠躬，走下講臺。全場掌聲如雷。

潘鼎坤“紅了”。第二年，央視把他請到北京，錄制《經典詠流傳》節目。主持人撒貝寧問老人是否需要一把椅子，95歲的潘鼎坤鏗鏘有力地說：

我們當老師的，什么時候坐著講過課？！

這是規矩，也是尊嚴。

02

2017年11月10日下午，84歲的浙江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資深教授蔣克鑄，踩著他的30多年前買的鳳凰牌自行車，提前半小時趕到玉泉校區的第一教學樓報告廳。下午一點半，蔣克鑄教授緩緩走上講臺，為150名浙大各個年級和專業的學生，上了一堂《漫談設計思維》。

這是蔣克鑄的最后一課。

為這一天的課，他足足準備了兩周。

原定的上課時間是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但由于蔣克鑄想講的內容太多，整整拖了一小時的堂。老人恨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的知識都傾囊相授。原本準備了四個部分的內容，因為講得太細，做了很多備課內容以外的引申，結果只講完了第一部分。蔣克鑄為此挺不好意思的，臨下課，向同學們保證會將余下的內容整理成文檔發給大家。

蔣克鑄年輕時體育比賽中半月板撕裂，多年來膝蓋不便。在講課現場，大家四次請他坐下講課，但他總是擺擺手，一直堅持站著講了三小時。

在蔣克鑄看來，“站著上課是教師的基本素養”，“只有站著上課才能示范和演練。老師在寫題和板書的時候，學生同時在動腦。所謂‘教授’，‘教’時要‘授’，示范是最關鍵的，不然與網絡授課又有什么區別呢？”

講到工程實例時，蔣克鑄鼓勵同學們深入實踐才能有真正的體會。他小心翼翼地翻開一張一米多寬已經泛黃的圖紙，這是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建設富春江水工機械廠繪制的圖紙。在場的浙江大學研究生新生陳斌說，“那張工程圖紙頁泛黃，折痕處有些撕裂，當蔣教授打開這張圖的時候，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設計精神。那是對設計的尊重，對技術的精益求精，并滿懷情懷與熱忱。”

這堂課是退休十年后，蔣克鑄主動向學校提出了，理由是，“害怕人走了，經驗沒留下來，這是最大的遺憾。”

這是規矩，也是素養。

03

2000年，從東南大學退休的王步高教授，接受清華大學邀請，在清華開設詩詞格律與寫作、大學語文等課程。

去清華前，王步高是東南大學著名教授，得過不少國家大獎，他牽頭的大學語文是全國同類課程中第一門國家精品課程。可是清華學生似乎并不看重這些標簽和“光環”。第一學期，王步高的“大學語文”課程安排課容量120人， 第一次沒有選滿，還缺1/3，教務處不得不專門發個通知，介紹這門課程，動員補選。

但是王步高上完第一次課，學生就報以極熱烈的掌聲。兩周后，就有學生發起簽名，要求教務處把大學語文由2課時改為3課時，他們寧愿只要2學分。從第四周起，王步高的幾門課全部擴大為3課時。從第二學期起，我的四門課成了清華園很受歡迎、也很難選上的課程。有的課不但要用第一志愿去選，有時命中率也僅1/7。在清華，有這樣的說法，選王步高的課，比在北京買車搖號還難。

都知道王步高的課精彩，少有人知道這精彩是由“敬畏”和“專注”鑄就的。

王步高教授有過自述：

我知道，我站的這個講臺以前是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大師站的地方。就大學語文而言，據資料記載，曾在清華教過大一國文的教師有：1929—1930年為楊樹達、張煦、劉文典、朱自清；1932 年為聞一多；1934—1935年為俞平伯、浦江清、許維；1936—1937 年為余冠英、李嘉言；1940年為沈從文、吳曉鈴、何善周；1944年為王瑤；1946年為范寧、葉金根、朱德熙、王賓陽；1947年為郭良夫；1949年為吳祖緗。這些人哪一位不比我學術造詣高呢？這些大師才與清華在全國的地位相配。我能繼承他們的衣缽嗎？我與上述名師學術水平有較大差距，但對教學的敬業精神應該是相同的。“敬畏”心態勢在必然。

2011年10月4日晚，王步高夢見在為清華學生講白居易《長恨歌》，200余人的教室人幾乎都跑光，只剩下六七個人。他說自己“驚得一身冷汗”。每年講《長恨歌》我都格外賣力，生怕夢中的情形會變為現實。

每次上課前，王步高都要重新備課，即使這篇課文上一周在大學語文課剛講過，到下周上唐詩鑒賞時，課件又有修改補充，以致一個晚上的課，他做的PPT多達300頁。

每次上課，王步高都提前半小時左右到教室，補充字庫，調試電腦和投影、激光筆。在東大，我聽過一件真實的事，一次因為校車晚點，一門公選課王步高遲到了十分鐘，他立即向全班道歉，態度之誠懇，有女同學當場流淚。

這是規矩，也是自律。

04

“我的教學生涯中，上課和講座時，從來都是站立著。我希望我的遺骨也永遠站立著，繼續為我國的教育事業服務！”

2012年，90歲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陳琳腰疾復發，在醫院做手術時，他立下“遺囑”：“停止呼吸后，立即將角膜等取下，交給北醫三院備用；將心、肺、肝、腎等制成標本，立在實驗室供展示及教學之用。”

1948年，陳琳在金陵大學畢業后，留校擔任英語助教。全國解放以后，他進入新成立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現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迄今外語教育生涯已超過70年。

在離休后的幾十年里，陳琳反而更加忙碌。他有一個特制的“月歷”，將每一天都安排了詳細的工作內容，小字密密麻麻，但一目了然。前些年，他常常是上午剛從外地回來，中午有一場外語講座，晚上可能還得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候直至深夜才能回家休息，次日清晨就要起床，開始新一天的忙碌。

熟悉陳琳的同行和學生都知道，他上課始終秉持三個“Up”：無論什么時候，上課始終“Stand Up”；一定要有激情，聲音要大，即“Speak Up”；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講課，到時間了一定要“Shut Up”。率先垂范，嚴于律己。這份始終如一的執著、激情和操守，讓他贏得了師友的信賴、學生的尊敬。

這是規矩，也是操守。

05

說到這里，一定會有人抬杠：

為什么老師一定要站著上課才是對學生的尊重？

老師也是人，一站四五個鐘頭的累，又有誰能理解？

都在說人性化，為什么不能為老師準備一把椅子？

確實，從孔夫子到康有為，老師都是坐著上課的；確實，老師站著上課是晚清新式學堂出現后才有的現象。不過，我想說的關鍵問題，當然不是老師上課究竟該不該站著，或者能不能坐著。而是一個職業操守，或者職業尊嚴的問題。

在我看來，這幾位老先生堅持“站著上課”，彰顯的是他們對職業尊嚴的堅守。

美國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寫一本書，叫做《追尋美德》（After Virtue）。麥金太爾說，人的追求有兩種不同的利益，大部分人只追求外在的利益，如權力、財富、知識，這些都是外在的。當以外在利益為動力的時候，你很容易改行。今天做這個行當賺錢不多，明天改成另一個賺錢多的行業。而人的美德是內在利益，意味著我非做不可，不做這個就滿足不了自己內心的渴望，那是金不換的。

從這個角度說，職業尊嚴的本質，就是一種“內在的利益”。

不僅教師這一行，今天各行業普遍缺乏的，或許就是像上面幾位老先生那樣對自己職業的敬畏感和內在信仰。職業尊嚴在今天的中國，儼然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在這個浮躁的世界里，每一個全情投入自己手藝，不茍且、不應付、不為任何人而把自己的內心安寧當做最大的理由的人，不管你是老師，還是寫代碼、送快遞、做生意、掃大街、蓋房子，都值得我們深深的尊敬。

祝老師們節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