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的一天，一男一女行色匆匆地敲開漢口一戶人家的門。他們是來找這家的童養媳，當時她只有11歲，小名愛兒。愛兒一直把敲門的女人當成親生母親，另外那名陌生男子身穿長衫，頭上戴著的禮帽帽檐壓得很低，他是中共地下黨員。

正在水井打水的愛兒看到媽媽來了，丟下手中的水桶，立即撲到媽媽懷里，流著眼淚說：“媽媽你終于來了，帶我回家吧。”女人指著身邊的陌生男子說：“我們就是來接你回家，這位叔叔會帶你回你自己的家。”

愛兒一臉困惑地看著那位陌生男子問：“自己的家？”他們沒有回答，而是讓愛兒先去屋里收拾東西。這時那兩人找到愛兒的“婆婆”交談了一番，并給了她一筆錢。平時尖酸刻薄，動輒對愛兒打罵的婆婆突然變了色，拿出一件新衣服笑呵呵地給愛兒穿上。

三人出了門，愛兒緊緊地拽著媽媽的手，說什么也不肯放。她受過太多苦，以為媽媽又要把她送到另外一家。這時戴禮帽的男子才摸了摸愛兒的頭，和藹地說：“她是你的養母，不是你的親媽媽，你還有親生父親，他叫劉少奇，是他讓我來接你的。”

這時媽媽也安慰她說：“叔叔說的是對的，過去媽媽讓你吃了很多苦，現在是真的要去找你親爸爸了。”說完，愛兒才懷著忐忑和不舍跟著陌生叔叔走了。

愛兒就是劉少奇的長女劉愛琴。身為延安高官后代，她為何會淪落成別人的童養媳，直到11歲都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呢？

劉少奇和劉愛琴

當然，那時劉愛琴還不知道父親是延安的高官。她被送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這是國共合作后，經國民政府同意，八路軍在各大城市設立的辦事機構。劉愛琴在辦事處住了幾天，又相繼有好幾位兒童被送過來，他們將一同前往延安尋找自己的親人。

在開往西北的系列上，劉愛琴一直在想，自己的父親到底會是什么樣子？列車到達西安后，他們又轉乘汽車，一路顛簸終于到了延安。劉愛琴被臨時安置在一家旅館里，正要吃晚飯時，外面突然有人喊：“劉愛琴，有人來接你了。”

一位戰士把她帶到一排窯洞前，并說：“你爸正在開會，一會你就能見到他了。”

不一會兒，劉少奇從窯洞里走出來。第一次見到父親給劉愛琴留下深刻印象，時隔數十年后仍記憶猶新：他穿著干凈的灰軍裝，腿上打著綁帶，腳上穿著草鞋。身材瘦高，眼睛炯炯有神。

劉少奇看到女兒，走過去拉著她的手說：“愛兒你來啦！”送劉愛琴來的戰士捅了捅她低聲說：“快叫爸爸。”但眼前這位父親對于劉愛琴來說實在太過陌生，她內心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嘴巴張了張卻沒有發出聲來。

劉少奇把女兒領到窯洞里，把她摟在懷里，她卻一個勁地往外鉆。劉少奇摸了摸她的頭問：“多大了？”劉愛琴回答說：“不知道”周圍的人聽到都笑了，劉少奇也忍不住笑著說：“這么大的人，還不知道自己年齡？”

看到大家都在笑，這些年吃過的苦和受過的委屈頓時涌上心頭，劉愛琴“哇”地一聲哭了，接著撲到父親懷里。即便陌生，但畢竟血濃于水，基因里相似的東西迅速拉近了父女兩人的距離。劉少奇安慰她說：“你吃了很多苦，現在沒事了。”

年幼的劉愛琴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是我的爸爸，那媽媽去哪了？你們為何把我送到別人家養？”劉少奇向她講述了身世后，她才知道媽媽早已經犧牲了。

劉愛琴是劉少奇與何寶珍（又名何葆貞）生育的長女。何寶珍是湖南道縣人，1918年考入位于衡陽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受五四運動影響，她加入共青團，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

后來經地下黨負責人張秋人介紹，來到長沙，白天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晚上堅持到自修大學學習。1922年9月，劉少奇受毛澤東委派到安源路礦領導工人運動，次年初赴長沙匯報安源工人罷工情況。

何寶珍

經楊開慧介紹，劉少奇與何寶珍認識，兩人幾乎一見傾心。毛澤東心領神會地說：“安源的工人運動正需要女性干部，派何寶珍去給你當助手如何？”那時安源的工人補習學校和子弟學校非常缺教師，劉少奇很高興地表示同意。

何寶珍被分配到補習學校擔任教員，并成為一名黨員。由于與劉少奇在工作上的聯系，兩人漸漸產生感情，并結為革命伴侶。

1925年初，劉少奇接到組織通知，將被調往上海籌建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那時他們夫妻已經有一個不滿周歲的兒子叫劉允斌。

當時上海的斗爭形勢非常復雜，軍閥、帝國主義以及國共兩黨勢力在這里交織。把兒子帶去上海，不僅會讓他置身危險之中，也不方便劉少奇夫婦開展工作。

劉少奇決定把兒子送到老家撫養，盡管何寶珍對這個決定非常抗拒，但出于革命需要，在劉少奇耐心勸解下，她最終還是同意了。此后劉少奇夫婦奔赴上海，全身心地投入到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中來。

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進行。北伐軍揮師北上，于1926年10月10日攻克武昌，旋即廣州國民政府搬遷到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也計劃遷到武漢。劉少奇夫婦奉命前往武漢開展準備工作，不久后他們的長女劉愛琴出生。

1927年應該是我國革命波濤最洶涌的一年。先是北伐軍攻占經濟重鎮上海，接著老蔣便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肆捕殺中共黨員，另立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抗。

此后，武漢領導的第14師師長夏斗寅公開叛變革命。第25軍33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00多人。受這些事件影響，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最終也叛變革命。

當時在武漢的中共黨員身處險境之中，不得不轉入地下，劉少奇夫婦再次奉命前往上海。還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無法將尚在襁褓中女兒帶在身邊。

而且這一次情況緊急，也沒有時間等老家的親人來接，他們最終只能把女兒托付給一個工人運動積極分子家庭寄養。他們縱有萬般不舍，但內心非常清楚，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就意味著犧牲一切。

離開武漢后，劉少奇夫婦先后到天津、東北等多地工作，于1930年3月重新回到上海。不久后，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劉允若在上海出生。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領導人顧順章被捕后叛變，供出了中央在上海設立的秘密機關。萬幸的是潛伏在國民黨內的紅色特工錢壯飛獲知了該消息，并及時報告給李克農。隨后，周恩來緊急安排各個機關撤離上海，上海黨組織幾乎陷入癱瘓狀態。

國民黨特務和軍警對顧順章供述的秘密辦公地點逐一進行了搜查，上海已是萬分兇險，中央不得不安排一些負責同志前往中央蘇區。1932年冬，劉少奇奉命前往中央蘇區。但當時何寶珍還擔任著全國互濟會負責人兼營救部部長的職務，顧順章叛變后許多地下黨員被捕，還需要她設法營救，她無法與丈夫一起去中央蘇區。

面對親人離散，何寶珍沒有怨言，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這是作為一個革命者的覺悟，當然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兩人分別時還在互相安慰，都認為離別是短暫的，誰都未能料到這次分別再也未能見面。

1933年3月，何寶珍在營救廖承志的過程中被特務盯上，特務們沖進她的住所將她逮捕。臨出門前，何寶珍不顧兒子的哭喊聲，把不到3歲的劉允若推到鄰居手中，哀求道：“麻煩幫我照顧幾天，會有人來接的。”此后，劉允若便流落民間，直到17歲時才被找回。

在獄中，何寶珍受盡各種折磨，始終沒有承認自己的身份，更未透露組織任何秘密，最終被判刑15年。然而，互濟會的一個叛徒最終指認了何寶珍。1934年深秋的一個早晨，何寶珍被敵人殺害。

何寶珍夫婦把劉愛琴托付給工人后，那個工人也失了業，靠四處打零工為生，居無定所，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不過工人夫婦對劉愛琴很疼愛，當時他們正生了一個男孩，工人的妻子就是用自己的乳汁把劉愛琴喂養大的，她讓劉愛琴叫自己媽媽。

城里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養父母又把劉愛琴帶回鄉下老家，但家里只有一間半破房子，還有一個70多歲的老奶奶。一家人只靠養父一個人打短工維持，青黃不接時不得不出去挖野菜充饑。

劉愛琴8歲那年，餓得骨瘦如柴，養母看她實在太可憐，只能決定把她交給一個富裕人家當童養媳。一天養母哭著對劉愛琴說：“愛兒，媽媽明天送你到親戚家去，那里能吃飽，就是以后不能再回來了，媽媽有空了就去看你。”

年幼的劉愛琴哭喊著不愿離開媽媽，但也無濟于事。她被送到漢口一個家庭當童養媳，然而那家人卻是把劉愛琴當做奴隸來使喚。每天天不亮就讓她去干活，稍有不滿意的地方就對她打罵。

更悲慘的是，不久之后，那家人1歲多的兒子出天花死了。他們便把氣撒到劉愛琴身上，怪她太晦氣，克死了自己兒子，對她更加刻薄。

劉少奇與周恩來

在劉愛琴的記憶中，童年總是伴隨著打罵。即便是夢里也常常出現讓她恐懼的打罵場景，她總是哭喊著撲向媽媽的懷抱，但驚醒過來才發現原來又是一場夢。

與何寶珍分別后，劉少奇一直在中央蘇區工作。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斗的失利，紅軍主力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長征，劉少奇隨部隊艱難跋涉到達陜北。在劉愛琴受苦的時候，劉少奇也無時無刻地想著把女兒找回來。

但由于敵軍的封鎖，陜北與國統區基本斷絕了聯系。劉少奇一次與周恩來談話時無奈地說道：“長子送回湖南寧鄉老家，女兒送給漢口一個工人寄養，次子在寶珍被捕時交給了鄰居。這么多年了，這三個孩子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周恩來安慰他：“你放心，這些孩子一定都能找回來。”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開啟了第二次合作，八路軍在許多重要城市都設立了辦事處。淞滬會戰失敗后，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但一些中央機關和許多愛國民主人士都暫時留在武漢，武漢成了全國政治中心。

周恩來也奉命前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并于1938年3月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當然他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尋找烈士遺孤，將他們送往延安。

周恩來委派的地下黨員費盡周折才找到寄養劉愛琴的那家工人，并最終找回了劉愛琴。劉愛琴到了延安后，聽父親講述了革命歷程和自己的身世，才終于理解了父母的苦衷。

劉愛琴到延安后不久，哥哥劉允若斌也被接到延安，他們被安排到延安保育小學讀書。但團聚僅僅一年后，他們又要與父親分離。當時中央決定送一批革命者子弟去蘇聯留學，忙于工作無法照顧孩子的劉少奇只能將他們送往蘇聯。

1941年6月底，德國突然入侵蘇聯，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劉愛琴報名成為蘇聯紅軍后備軍，她積極參與軍事訓練，幫助老百姓收莊稼，參與醫院救護工作，支援前線紅軍作戰。后來她還獲得“參加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鋼鐵戰士”證書和紀念章。

劉少奇一家

蘇聯衛國戰爭勝利后，劉愛琴于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訊技術學校計劃系學習。直到1949年7月，劉少奇秘密訪蘇，父女兩人分別10年后再次相見。這時劉愛琴已經專科畢業，準備繼續本科學習。鑒于國內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將來需要大量人才建設國家，劉少奇決定把女兒帶回我國。

劉愛琴從小就沒上過學，被接到延安后只讀了一年書，此后長期生活在蘇聯。不僅生活習慣與國內有巨大差異，連原先認識的幾個字也忘得差不多了。她不得不先到北師大女附中，一邊教俄文一邊學中文，有一定基礎后才進入我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習。

劉少奇身居高位，但對女兒生活要求卻十分嚴格。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劉愛琴喜歡滑冰，但她沒有毛褲。于是她悄悄對劉少奇的工作人員說：“給我買一身絨衣絨褲吧！”工作人員照辦了。

那時候實行供給制度，干部家中的開支都根據相關規定按需供給。劉少奇知道這件事件非常生氣，嚴肅地批評了劉愛琴：“你花的錢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連我花的錢也是人民，現在國家還很窮，不能亂花錢。”

劉愛琴當時還年輕，加上長期生活在蘇聯，對國內一些事物還不太了解，所以常常犯錯。以至于1951年，人民大學在討論其預備黨員轉正時，劉少奇專門寫信到學校說女兒沒有達到黨員標準“不同意轉正”。

這件事情讓劉愛琴思想上受到極大的震動，為此她還哭了好幾天。不過這之后，她的思想變得更加成熟。

1958年，國家號召精簡機構，下放干部，劉愛琴主動報名前往條件艱苦的內蒙工作。她的一生過得極為平凡，后來曾在河北師范大學、北京我國人民警官大學等單位擔任教師，直至離休。

晚年劉愛琴

劉愛琴的一生過得極為平凡，但她卻見證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歷史。革命先烈所付出的犧牲，絕不僅僅是鮮血和生命。骨肉親情的分離，更讓人難以忍受。那種無時無刻的牽掛，會轉化成每分每秒對精神和肉體的折磨。難以想象，他們忍受著多少痛楚，有著怎樣無私奉獻的精神，才能做到這一點。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正是革命先烈這種不怕犧牲的精神，朝著自己的信仰堅定地前進，才取得了今天這樣巨大的成就。后人在享受今天的一切時，應該銘記先輩們的付出。